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壹言译文

  凡是建立国家,对于制度不能不明白,政策法令不能不慎重研究,国家的政务不可不谨慎处理,国家该从事的根本之业不能不集中。国家的制度合于时势,那么国家的风格就能改变,而民众就遵守服从制度;政策法度清明,那么官吏中就不会发生邪恶的的事;国家的政务统一,那么民众就服从国家调用;国家所从事的根本之业专一,那么民众就会听从使用;事业集中,那么民众就会喜欢农业而愿意打仗。圣人确立法令政策、改变风俗的目的,是让民众早晚从事农耕,这是不能不弄清楚的。民众所以肯为国家拼死效力,那是因为君主在朝中设立荣誉名称和爵位,设置了明确的奖赏和惩罚的制度,民众不用靠空谈、请托私人门路便能为国家立功。民众所以喜欢从事农耕而愿意打仗,是因为看见君主尊重从事农耕和作战的人士,轻视那些喜欢空谈和靠技艺吃饭的民众,更鄙视到处游说的人。所以民众专心从事农战,他的家一定富裕,而且自己也会在国中显贵,进入朝廷为官。君主打开为国家出力的门路,而堵住为权贵效命的行私请托的门路,用这种办法达到吸引民众力量的目的;为私人效力不能在国家中显达,私人也不能在君主面前请托。如果这样,为国家立功的人得到鼓励,那么君主的命令就能得到实现,而荒地就能得到开垦了,四处游荡的民众就会停止,而邪恶的犯罪现象也就不会发生。治理国家能集聚民众的力量专心从事务农作战,国家就会强大;能够使民众从事根本之业(农耕),禁止商业、手工业,国家就会富足。

  圣明的君主治理国家,能集聚民众的力量,也能消耗民众的力量。制度清楚,民众的力量就能集中,民众的力量集中了却不消耗使用不行,民众为国家出力却得不到回报,那么就会发生动乱。因此,治理国家的人,他集聚民众的力量是为了使国家富裕,使军队强大;消耗民众的力量,是为了消灭敌人鼓励民众立功。如果国君只打开为国出力受赏的门,而不堵住为私人效力请托的门路,那么民众的智谋就会增长;民众的智谋多了而不加以教育,那么就会发生邪恶的事。堵住私人门路而不打开为国家出力受赏的门路,那么民众就会糊涂愚昧;民众糊涂又不被使用,那么民众的力量就无处用;民众的力量无处使用,又不用来攻打敌国,那么就会产生虱害。所以集中民众的力量用于专心务农,消耗力量用来攻击敌人。治理国家贵在使民众努力的方向一致,民众专一那么就淳朴,淳朴就会务农,民众务农就会变得勤劳,勤劳就会富裕。让富人用钱买官爵,消耗他们的财产,他们就不会放荡;用刑罚制止他们放荡,就会去务农。所以能集中民众的力量而不能使用民众的力量的国家一定会乱,只能使用民众的力量而不能集中民众的力量的国家一定灭亡。因此君主知道调剂这两个方面,国家就强大;国家不知道调剂这两个方面,这个国家就会被削弱。

  民众没有治理好,这是因为君主的政治措施不高明。国家的法规不能严明执行,那是因为国君助长了动乱的因素。所以英明的君主不能放松统治措施,不能助长动乱因素;国君掌握大权,主持朝政,根据法律治理国家,在朝堂上捕获奸邪之人,而且官吏也没有邪僻的行为;奖赏、刑罚决断得有凭据,做出的各种器物用具有一定的规矩。如果这样,那么国家的制度清楚而民众的力量也能被充分使用,君主设置的爵位尊贵,而各类人物也能被任用。现在列国的君主都想要治理好民众,却滋长了产生动乱的因素。并不是他们乐意让民众乱,这是因为他们固守过去的陈规旧习而没有弄清楚当前的形势。这样的话,他们对上效法古代而得到的东西却在今天又行不通,向下拘守现状却赶不上时代的发展,不明白社会风俗在变化,不了解治理民众的情况,因此滥用奖赏反而招致了使用刑罚,减少刑罚又使奖赏没有效用。君主设立了刑罚可民众不服从,奖赏的财务用尽了邪恶犯罪的事更多。所以民众对于国君,都是先接受刑罚的约束而后受到奖赏。因此,圣明的君主治理国家,不效法古代,不拘守现状,根据社会发展的具体情况来制度适应的政策,考察社会风俗来制定法令。假如对法度的确立不考察民众的具体情况设立它,就不会成功;对政策确立能适应当时形势要求使用它,就不会相抵触。所以英明称王天下的君主治理国家,一定慎重去做,认真考察情况,将思想集中在专心于农耕和作战上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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