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明诗译文

  《明诗》是《文心雕龙》的第六篇。本篇主要讲四言诗和五言诗的发展历史及其写作特点。楚辞、乐府、歌谣等其他形式的诗歌,《文心雕龙》中另以专篇论述。

  全篇分三个部分。第一部分讲诗的含义及其教育作用(第一段)。第二部分讲先秦到晋宋的诗歌发展情况,分四个阶段:一、追溯诗的起源和先秦诗歌概况(第二段),二、讲汉代诗歌的发展及五言诗的起源(第三段),三、讲建安和三国时期的诗歌创作情况(第四段),四、讲晋宋以来诗歌创作的新变化(第五段)。第三部分总结上述诗歌发展情况,提出四言诗和五言诗的基本特色和历代诗人的不同成就,附论诗歌的其他样式(第六段)。

  《明诗》是刘勰文体论方面的重要篇章之一。刘勰对四言诗和五言诗所总结的“雅润”、“清丽”四字,比曹丕讲诗的特点是“丽”(《典论·论文》),陆机讲诗的特点是“绮靡”(《文赋》)有所发展。除了表现形式的特点,刘勰还强调诗歌“持人情性”和“顺美匡恶”的教育作用,而不满于晋宋以后诗歌创作中形式主义的发展倾向;认识到诗的产生是诗人受到外物的感染而抒发情志;对作家作品的评价,能结合当时的历史条件等。这是较为可取的。刘勰对《诗经》是很尊重的,本篇对《诗经》的内容和形式虽然都谈到了,但局限于前人旧说,没有提出什么新的见解。这说明刘勰对《诗经》在文学史上的重要意义,是认识不够的。

  (一)  虞舜曾说过:“诗是思想情感的表达,歌则是引申发挥这种思想情感。”有了圣人在经典上所分析的,诗歌的含义已经明确了。所以,“在作者内心时是情志,用语言表达出来就是诗”。诗歌创作要通过文辞来表达情志,道理就在这里。“诗”的含义是扶持,诗就是用来扶持人的情性的。孔子说过:《诗经》三百篇的内容,用一句话来概括,就是“没有不正当的思想”。现在用扶持情性来解释诗歌,和孔子说的道理是符合的。

  (二)  人具有各种各样的情感,受了外物的刺激,便产生一定的感应。心有所感,而发为吟咏,这是很自然的。从前葛天氏的时候,将《玄鸟歌》谱入歌曲;黄帝时的《云门舞》,按理是不会只配上管弦而无歌词的。到唐尧有《大唐歌》,虞舜有《南风诗》。这两首歌辞,仅仅能做到达意的程度。后来夏禹治水成功,各项工作都上了轨道,受到了歌颂。夏帝太康道德败坏,他的兄弟五人便作《五子之歌》来表示自己的怨恨。由此可见,用诗歌来歌颂功德和讽刺过失,是很早以来就有的做法了。从商朝到周朝,风、雅、颂各体都已齐全完备;《诗经》的“四始”既极光辉灿烂,而“六义”也周密精深。孔子的学生子夏能理解到“素以为绚兮”等诗句的深意,子贡领会到《诗经》中“如琢如磨”等诗句的道理,所以孔子认为他们有了谈论《诗经》的资格。后来周王朝的德泽衰竭,采诗官停止采诗;但春秋时许多士大夫,却常常在外交场所中,朗诵某些诗章来表达自己的观感愿望。这种相互应酬的礼节,可以对宾客表示敬意,也可以显出自己能说会道的才华。到了楚国,就有讽刺楚王的《离骚》产生。秦始皇大量焚书,但也叫他的博士们作了《仙真人诗》。

  (三)  汉朝初年的四言诗,首先有韦孟的作品;它的规讽意义,是继承了周代的作家。汉武帝爱好文学,便出现《柏梁诗》。当时有严忌、司马相如等人,他们写诗没有一定的程式。成帝时对当时所有的诗歌进行了一番评论整理,共得三百多首;那时朝野的作品,该算是相当齐全丰富的了。但在这些作家所遗留下来的作品中,却没有见到五言诗;因此,李陵的《与苏武诗》和班婕妤的《怨诗》,就不免为后人所怀疑。不过在《诗经》中,《召南·行露》就开始有半章的五言;到《孟子·离娄》所载的《沧浪歌》,就全是五言的了。此外,较远的如春秋时晋国优施所唱的《暇豫歌》,较近的如汉成帝时的《邪径谣》,都是五言的。根据上述历史发展的情况,足证五言诗很早就有了。还有《古诗十九首》,写的很漂亮:但作者不易确定,有人说一部分是枚乘作的,而《冉冉孤生竹》一首,又说是傅毅所作。就这些诗的辞采的特色来推测,可能是两汉的作品吧?从行文风格上看,朴质而不粗野,能婉转如意地真实描写客观景物,也能哀感动人地深切表达作者的内心,实在可算是两汉五言诗的代表作品。至于张衡的《怨诗》,也还清新典雅,耐人寻味。《仙诗缓歌》,则颇有新的特点。

  (四)  到了建安初年,五言诗的创作空前活跃。曹丕、曹植在文坛上大显身手;王粲、徐幹、应玚、刘桢等人,也争先恐后地驱驰于文坛。他们都爱好风月美景,邀游于清池幽苑,在诗歌中叙述恩宠荣耀的遭遇,描绘着宴集畅饮的盛况;激昂慷慨地抒发他们的志气,光明磊落地施展他们的才情。他们在述怀叙事上,绝不追求细密的技巧;在遣辞写景上,只以清楚明白为贵。这些都是建安诗人所共有的特色。到正始年间,道家思想流行,于是诗歌里边也夹杂这种思想进来。像何晏等人,作品大都比较浅薄。只有嵇康的诗尚能表现出清高严肃的情志,阮籍的诗还有一些深远的意旨;因此,他们的成就就比同时诗人为高。至如应璩的《百一诗》,也能毅然独立,文辞曲折而含义正直,这是建安时的正直的遗风。

  (五)  晋代的诗人们,创作开始走上了浮浅绮丽的道路。张载、张协、张亢、潘岳、潘尼、左思、陆机、陆云等,在诗坛上并驾齐驱。他们诗歌的文采,比正始时期更加繁多,但内容的感染力却比建安时期软弱。他们或者以讲究字句为能事,或者偏重靡丽的笔调来自逞其美:这就是西晋诗坛的大概情况。到了东晋的时候,诗歌创作便淹没在玄学的风气之中;这些玄言诗人讥笑人家过于关心时务,而推崇那种忘却世情的空谈。所以自袁宏、孙绰以后的诗人,虽然作品各有不同的文采雕饰,但内容上却一致倾向于玄谈,再没有别的诗可以和玄言诗争雄。因此,郭璞的《游仙诗》,在当时就算是杰出的佳作了。南朝宋初的诗歌,对于前代的诗风有所继承,也有所改革;庄周和老子的思想在诗歌中渐渐减少,描绘山水的作品却日益兴盛。于是诗人们努力在全篇的对偶中显示文采,在每一句的新奇上竞逞才华;内容方面要求逼真地描绘出景物的形貌,文辞方面要求尽可能地做到新异。这就是近来诗人们所追求的。

  (六)  因此,总观历代的诗歌,其发展变化的情况是可以明白的。归纳一下它们相同和相异的特色,就可以看出诗歌创作的要点了。譬如四言诗的正规体制,主要是雅正而润泽;五言诗的常见格调,则以清新华丽为主。对于这些不同特点的掌握,那就随作者的才华而定。如张衡得到四言诗的雅正的一面,嵇康具有润泽的一面;张华学到五言诗的清新的一面,张协发挥了华丽的一面。各种特点都兼备的是曹植和王粲,只偏长于某一方面的是左思和刘桢。但是作品的体裁是有一定的,而人的思想却各不相同;作者只能随着个性的偏好来进行创作,所以很少能兼长各体。如果作者深知创作中的难处,那么实际写作起来还可能比较容易;如果轻率地认为写诗很简单,那么他反而会碰到不少的困难。除了上述四言、五言诗外,还有三言、六言、杂言诗,它们都起源于《诗经》。至于“离合诗”的产生,是从汉代的图谶文字开始的;“回文诗”的兴起,则是宋代贺道庆开的头;而几人合写的“联句诗”,那是继承《柏梁诗》来的。这种种作品,虽然大小各异,主次有别,但写作的情况和道理是一样的;它们都属于诗的范围,因此不必逐一详论。

  (七)  总之,人生来都有情志,诗歌就是表达这种情志的。诗歌产生在上古时期,一直发展到《诗经》就更加成熟。它应该和自然之道一致,并和政治秩序相结合。这样,优秀的诗歌便会越来越繁荣,为后世万代永远喜爱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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