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论说译文

  《论说》是《文心雕龙》的第十八篇。“论”与“说”在后代文体中总称为“论说文”。本篇所讲“论”与“说”也有其共同之处,都是阐明某种道理或主张,但却是两种有区别的文体:“论”是论理,重在用严密的理论来判辨是非,大多是论证抽象的道理;“说”是使人悦服,除了古代常用口头上的陈说外,多是针对紧迫的现实问题,用具体的利害关系或生动形象的比喻来说服对方。后世的论说文,基本上是这两种文体共同特点的发展。

  本篇分两大部分:前两段讲“论”,后两段讲“说”。第一段说明“论”的概念、类别及其从先秦到魏晋时期的发展概况;第二段讲“论”的基本要求,附论注释文和“论体”的同异。把注释一概归入论体,是很勉强的,不过古代某些经传既独立成书,也表达了著者系统的学术见解,和一般学术论著有一定的共同之处;第三段讲“说”的含义和发展概况;第四段讲“说”的基本要求。

  刘勰对论、说文的论述,除以“述圣通经”为“论家之正体”,表现了他浓厚的尊儒思想外,在涉及魏晋期间“崇有”、“贵无”之争时,还搬出了佛教的“般若之绝境”,这并非概念上的偶然借用,而是在“有”与“无”这场大论战中,作为佛教徒的刘勰对这个重要问题的论断。这对我们全面研究刘勰的文学思想是值得注意的。另一方面也应看到:刘勰“博通经论”(《梁书·刘勰传》),对《文心雕龙》全书理论体系的建立是有关的,而对古代论说文的总结,也提出一些可取的意见。如认为议论文要“弥纶群言,而研精一理”;提倡能“师心独见,锋颖精密”的论文;强调“辨正然否”,反对讲歪道理而主张以理服人等。特别值得注意的是,他以“悦”解“说”,要求“说”必须使人“悦怿”。这既抓住先秦辩论家善用寓言服人的特点,也是汉魏以后的杂说所继承的精华。刘勰一再肯定“动言中务”、“喻巧而理至”的辩说,对总结和发扬古代“说”体的文学特点,是有一定意义的。

  (一)  圣贤阐明永恒道理的著作叫做“经”,解释经典、说明道理的著作叫做“论”。“论”的意思就是道理;道理正确,就不会违背圣人的意思。从前孔子所讲精微的话,他的弟子追记下来,因此谦逊地不称为“经”,而叫做《论语》。以“论”为名的各种著作,就是从此开始的。在《论语》之前,还没有以“论”为名的著作;《六韬》中的《霸典文论》和《文师武论》,这两个篇名大概是后人加上的吧!仔细考察“论”这种文体,其支流是多种多样的:陈述政事方面的,就和议论文、说理文相合;解释经典方面的,就和传文、注释相近;辨论历史方面的,就和赞辞、评语一致;评论作品方面的,就和序文、引言同类。所谓“议”,就是说得适宜的话;“说”,就是能动听服人的话;“传”,就是转述老师的话;“注”,主要是进行解释;“赞”,就是说明意义;“评”,就是提出公正的道理;“序”,就是交代所讲事物的次第;“引”,就是对正文的补充说明。这八种名目虽然各不相同,总的来说都是论述道理。所谓“论”,是对各种说法加以综合研究,从而深入地探讨某一道理。所以,庄周的《齐物论》,是用“论”作为篇名;吕不韦的《吕氏春秋》中,很明显地列有《开春论》、《慎行论》等六论。到了汉代,汉宣帝在石渠阁,汉章帝在白虎观,前后两次召集儒生讨论五经的异同;根据圣人的意旨来贯通经书中的道理,这是论文作家应该采取的正当文体。至于班彪的《王命论》、严尤的《三将军论》,能够清楚地陈述感情,并善于借用史论的形式。曹魏掌权的初期,兼用名家和法家的学说,所以当时傅嘏和王粲的论文,能精练地考核名实,推论道理。到了正始初期,仍致力于继承前代的论文;何晏等人,论述老庄玄学的风气开始盛行起来。于是老庄思想充斥文坛,而和儒家争夺思想阵地。细读傅嘏的《才性论》、王粲的《去伐论》、嵇康的《声无哀乐论》、夏侯玄的《本无论》、王弼的《易略例》、何晏的《道德论》等,都是独出心裁,论点锐利而精密,这些都是当时论文中比较精采的。此外,如李康的《运命论》,在论述命运方面虽然和王充的《论衡》相同,《运命论》的文采却超过了《论衡》。陆机的《辨亡论》,有意摹仿贾谊的《过秦论》,却远远比不上它;但《辨亡论》也是陆机的好作品了。再如宋岱、郭象等人的论文,能够敏锐地思考到精微奥妙的深处;王衍、裴頠等人的论文,在“有”或“无”方面进行争辨:他们都是在当时最突出,而又扬名后世的辩论家。但坚持“有”的人,完全拘泥于形体的作用;注重“无”的人,又死守着无声无形的虚无之说。他们都是徒然在偏激的理解上钻牛角尖,而不能求得正确的道理。探索到深奥之理的极点,就只有佛教思想所理解的那种有无不分、无思无欲的最高境界。到东晋时期,各家所谈论的,就只有老庄玄学了。这时虽也谈到一些新的东西,但大多数是前代话题的继续。至于张衡的《讥世论》,调子好像开玩笑;孔融的《孝廉论》,只是作一番嘲戏;曹植的《辨道论》,就和抄书相同了。言论不保持正道,这样的论著还不如不写。

  (二)  考察“论”这种文体,主要是用以把是非辨别清楚。不仅对具体问题进行透彻地研讨,并深入追究抽象的道理;要把论述的难点攻破钻通,深入挖出理论的终极。论著是表达各种思考的工具,用以对万事万物进行衡量。所以,道理要讲得全面而通达,避免写得支离破碎;必须做到思想和道理统一,把论点组织严密,没有漏洞;文辞和思想密切结合,使论敌无懈可击:这就是写论文的基本要点。因此,写论文和劈木柴一样,以正好破开木柴的纹理为贵。如果斧子太锐利,就会超出纹理把木柴砍断;巧于文辞的人,违反正理而勉强把道理说通,文辞上看起来虽然巧妙,但检查实际情形,就会发现是虚妄的。只有有才德的人,能用正当的道理来说服天下之人的心意,怎么可以讲歪道理呢?至于注释经典的文字,是把论述分散在注释中,这种碎杂的注释虽有别于论文,但会总起来就和论文相同了。不过像秦延君注《尚书·尧典》的“尧典”二字,就用了十多万字;朱普注《尚书》,用了三十万言;这就为通达的学者所厌烦,而耻于从事烦琐的章句之学了。如毛亨的《毛诗诂训传》、孔安国的《尚书传》、郑玄的《三礼注》、王弼的《周易注》等,其传注都简要明畅,这些可算是注经的典范了。

  (三)  所谓“说”,就是喜悦;“说”字从“兑”,《周易》中的《兑卦》象征口舌,所以说话应该令人喜悦。但过分追求讨人喜悦,就必然是虚假的;所以,虞舜曾惊震谗言太多。自来善说的人,如商代伊尹用烹调方法来说明如何把殷商治理强大,周初吕望用钓鱼的道理来说明怎样使周代兴盛;以及春秋时期郑国烛之武说服秦国退后,因而解救了郑国的危亡;鲁国的端木赐说服齐国转攻吴国,因而保存了鲁国等:这些都是说辞中较好的。到了战国时期,七国争雄,游说之士风起云涌;他们用合纵、连横之说参与谋划,用纷坛复杂的计策来争夺权势,用圆转如弹丸的方法来施展其巧妙的辩辞,或用首先飞扬声誉以引出对方的论点,然后加以钳伏的妙术。战国时毛遂一人的辩辞,比传国之宝的钟鼎还贵重,他的一张嘴唇,胜过百万雄狮;苏秦佩带着六国的一大串相印,张仪被封赠五座富饶的城市。到汉代平定秦、楚之后,辩士们的活动逐渐停止。汉代的少数说客,如郦食其被齐王田广所烹杀,蒯通也几乎被投入刘邦的汤锅。即使还有陆贾颇负盛誉,张释之的附会时事,杜钦的文辞辨析,楼护以唇舌锋利称著,他们都活动于帝王的玉阶之前,戏谈于王公大人的坐席之间;但都不过看风驶舵,迎合趋势,已没有人能逆流而上以扭转大局了。“说”贵在合于时机,或缓或急,灵活运用,不仅仅是婉言陈说,也要书写成文。如战国时范睢的《献书昭王》,要求进言献策;秦代李斯的《上秦始皇书》,谏阻驱逐客卿;都循着情理而深入机要,言辞动听而切中要务;虽然触及帝王的某些险要问题,却能功业告成,计议符合,这就是向帝王上书方面善于陈说的了。此外,如西汉邹阳上书吴王和梁王,比喻巧妙而道理恰当,所以,虽有危险却无罪过。又如东汉冯衍进说于鲍永和邓禹,所讲之事既不紧迫而又文辞繁多,所以虽然多次陈政言事,却很少有人重用他。

  (四)  说理文的关键,是必须使之有利于时政而又意义正当;既要有助于政务的完成,又要不妨害自己的荣显。除了欺骗敌人,就应该讲得忠诚可信。要把真心诚意的话献给主上,用敏锐的文思来完成说辞,这就是“说”的基本特点。可是,陆机的《文赋》却说:“说”的特点是表达明显而进行欺骗。这是什么话呢?

  (五)  总之,道理通过语言来表达,把道理陈述出来就成为“论”。论说之词可以深究天地间的至理,说服天下人的心意。即使抽象的阴阳变化之理,也要说得令人不疑;秘奥的鬼神之道,也同样不能隐避。用“飞钳”等精妙的方法来说服对方,能够很快就发生阻止或劝进的实际效力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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