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奏启译文

  《奏启》是《文心雕龙》的第二十三篇,以“奏”为主,论述“奏”、“启”两种文体。

  本篇分“奏”、“启”两大部分。刘勰把“奏”分为两类来论述:第一段讲一般的奏文,有三个内容:一是“奏”的起源及其含意,二是秦、汉以来奏文写作的发展情况,三是写作奏文的基本要领。第二段专论“弹劾之奏”,有三个内容:一是弹奏和官职的关系,二是评论汉、晋期间的几家奏文,三是论述写弹奏的不良倾向,提出正确的写作态度和基本要求。第三段论“启”,兼及“谠言”、“封事”、“便宜”等和奏启有关的名目。

  奏、启和前一篇所论章、表,后一篇所论议、对一样,都是帝制时期臣下对帝王的政治性文件,和文学创作的关系是不大的。除了对研究古代文体略有参考意义外,其中论及的某些问题,对了解刘勰的思想还很值得注意。如刘勰特别重视弹劾官吏的奏文,对它进行了单独论述,大力强调弹奏的严峻有力,“不畏强御”等,还是有可取之处的。刘勰一贯推崇儒家,本篇不仅讲到《诗》《礼》二经,儒家墨家,都有不当之处,甚至以孟子和墨子的互相谩骂,一概当做“躁言丑句”的典型而予以批评,这对儒家是颇为不恭的。他主张弹奏要“总法家之式,秉儒家之文”,也说明刘勰并非在一切问题上独尊儒术。

  本篇尊孔光为“名儒”,反映了刘勰的偏见,范文澜已指出:“孔光虽名儒,性实鄙佞。彦和谓与路粹殊心,似嫌未允。”这是对的。但刘勰在《程器》篇又说:“孔光负衡据鼎,而仄媚董贤。”曾献媚董贤的孔光,在董贤死后却大讲其“奸回”,对这位孔子的后代,虽曰“名儒”,就成了无情的嘲讽。

  (一)  从前唐尧虞舜的臣下,向帝王陈述问题是用口头语言;秦汉时的官吏,给帝王的上书叫做“奏”。陈述政事、提出典制礼仪、请示紧急重大的事件、弹劾罪恶和检举谬误的陈辞,都称之为“奏”。所谓“奏”,就是进;就是陈述问题,下情上达。秦初开始用奏,但法家缺乏文采。如王绾等人的《议帝号》,文辞朴质而意义浅近;李斯的《上书言治骊山陵》,陈事粗略而用意过直:其政治上缺少恩德,已明显地反映在当时的奏章中了。从汉代以后,奏事有时也叫上疏。博学的文人相继写作,特出的文采相当可观。如西汉贾谊的《论积贮疏》、晁错的《言兵事疏》、匡衡的《奏徙南北郊》、王吉的《上宣帝疏言得失》、路温舒的《尚德缓刑书》、谷永的《说成帝距绝祭祀方术》等,道理既讲的切实得当,文辞也通达流畅。这就可说懂得奏章的要领了。东汉群贤,好的奏章也不断出现。杨秉在《因风灾上疏谏微行》中,直率地指出风灾由帝王而生;陈蕃在《谏封赏内宠疏》,对当时腐败的吏治表示十分愤恨:这都写得很有骨气。又如张衡在《条上司马迁、班固所叙不合事》、《请禁绝图谶疏》等疏奏中,对不合史实的史书、宣扬迷信的图谶提出批评;蔡邕在《上封事陈政要七事》中,从维护朝廷纲纪上来逐一陈述:他们都写得渊博典雅。到了魏代,名臣的奏疏不断兴盛,如高堂隆的《星孛于大辰上疏》、黄观的《教学疏》、王朗的《奏宜节省》、甄毅的《奏请令尚书郎奏事处当》等,也是竭尽臣节而懂得治道的了。在晋代多灾多难的时期,刘颂的《除淮南相在郡上疏》,认真热情地陈述当时的政务;温峤以《上太子疏谏起西池楼观》,诚恳地要求不要耗费劳役:这都是体察国事的忠诚规劝。“奏”这种文体,应以公正忠诚为本,以明析通畅为首。要有坚强的意志来完成政务,广博的见识以穷达事理;参考古人来驾驭今事,抓住要害以处理繁杂:这就是“奏”的基本要领。

  (二)  至于揭发检举罪过的奏文,是用以严明法纪、廓清国政的。从前周代的太仆,就是负责纠正过失的官员;秦代的御史大夫,就是职掌法令条文的官吏;汉代设置御史中丞,则是主管弹劾罪过的监察官。所以,既然身为执法严厉的监察官,就应磨炼其气势,以求把弹奏写得像笔下生风、纸上结霜那样劲厉。读汉代孔光对董贤的弹奏,是如实列举其罪行;汉末路粹对孔融的奏本,却是捏造罪名。由此可见,在弹奏的写作上,名儒和险士的用心是大不相同的。至于西晋傅咸,为人刚劲正直,因此弹奏写得有力而深刻;东晋刘隗虽严峻正直,他的弹奏却写得有些粗疏:这也是各有其不同的情志所致。后世的弹奏文,相互参酌,在不断运用中虽有新的发展,但和古代的基本格式没有什么大的差别。可是,制造铠甲的工匠是为了使人安全,制造弓箭的工匠,却是希望使人受其伤害;弹奏是为了纠正罪恶,也就势必写得深刻严峻。《诗经》里面批判毁谤好人的谗人,说要把这种人投给豺狼虎豹;《礼记》中痛恨无礼的人,把他比作鹦鹉和猩猩。墨翟攻击儒家,称之为公羊和大猪;孟轲讥讽墨家,就比之为禽兽。《诗经》、《礼记》、儒家、墨家,尚且如此,严峻的弹奏之文,又怎能避免?所以,一般人写这种文章,都是竞相辱骂,吹毛求疵,尖刻得深透骨髓,甚至以谩骂为能,大都失于折中。如果开辟礼的大门和义的道路,就可以此为准则,对不通过“礼门”越墙而过的人,就砍他的手,不走“义路”而走小道的人,就断他的脚;何须用暴躁丑恶的言辞,以无理谩骂为工巧呢?所以,确立规范,衡量取舍,应以表达要义为主。必须做到说理有常规,用辞有法度,取法家的判断精神,用儒家的文辞采饰,不畏强暴的权势,使盛气流贯于笔墨之中;也不放任诡诈欺骗的人,使声势振动于竹简之外,这就可说是御史大夫的杰作,正直的壮举了。

  (三)  所谓“启”,就是开。商王武丁曾说,“打开你的心窍,浇灌我的心灵”;“启”就是取这个意思。西汉景帝名“启”,为了避讳,所以两汉时期的奏启不用“启”这个名称。到魏代的笺表中,才开始用“启闻”,或者在奏事的最后说“谨启”。晋代以后,“启”的运用相当普遍,而兼有表奏的作用。在陈述政见、议论国事上,“启”是“奏”的分支;在辞让封爵、感谢恩典方面,“启”是“表”的枝干。奏启的写作,必须整饬得合于法度,紧缩音节,抓住要害,简明轻快,有一定的文采,但不能浮夸,这就是“启”的基本要领了。此外,因为表奏文有须要写得准确切实的特点,所以又称为“谠言”。所谓“谠”,就是不偏。如果帝王之道有了偏颇,就不可能有广阔远大的气象;正因为是没有偏颇的话,所以叫做“谠言”。汉代设置善音律的八能之士,向帝王秘密呈奏阴阳变化;因为要用黑色袋子密封简板,所以又叫“封事”。晁错向秦博士学习《尚书》回来后,向帝王陈述应办的事叫做上“便宜”。后代的“便宜”,大都用密封呈奏,是为了保守机密。作为帝王的臣下,办事不是为了一己之私,上奏必须说直话,这都事实俱在,就没有必要多说了。

  (四)  总之,要整顿必讲直话的监察机构,以肃清政教风纪。奏启的写作,笔要如宝剑那样锐利,墨要像剧毒的鸩酒那样猛烈。虽应深入刺骨,但不要用谗言伤人。这样,用奏启来提供政见,陈述事宜,就一定能胜任其事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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