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归有光生平

名扬海内 科举不顺  归有光,字熙甫,号震川,明武宗正德元年(1506年)腊月二十四日生于江苏昆山一个日趋衰败的大族之中。他八岁时,年仅二十五岁的母亲就丢下三子两女与世长辞,父亲是个穷县学生,家境急遽败落。也许就是这种困境,迫使年幼的归有光过早地懂得了人间忧难,开始奋发攻读。归有光自幼明悟绝人,九岁能成文章,十岁时就写出了洋洋千余言的《乞醯论》,十一、二岁“已慨然有志古人”,十四岁应童子试,二十岁考了个第一名,补苏州府学生员,同年到南京参加乡试。“弱冠尽通六经、三史、大家之文”的归有光,(王锡爵《明太仆寺丞归公墓志铭》)开始时对举业满怀信心可是,乡试却连连落第,五上南京,榜上无名,其间惨淡经营,寒窗十五载,三十五岁时才以第二名中举。此时的归有光已是纵观三代两汉之文,遍览诸子百家,上自九经二十一史,下至农圃医卜之属无所不博。归有光的古文和俞仲蔚的诗歌、张子宾的制艺被誉为“昆山三绝”。当时主试江南的张文毅谓归有光是“贾(谊)、董(仲舒)再世”。以归有光的才学和声望,考取进士应是胜券在握了。在乡试高中的同年冬天,归有光雇上车马日夜兼程北上,准备应第二年的礼部会试。谁知这次会试竟是名落孙山。南下还乡后,他移居就近的嘉定安亭江上,开始了一边读书应试,一边谈道讲学的生涯。四方学士纷纷慕名而来,少时十几人,多时百余人。归有光的家境一直困贫,全靠妻子王氏料理家事维持生计。居安亭期间,王氏治田四十余亩,督僮奴垦荒,用牛车灌水,以所收米粮供全家及弟子之食,让归有光专心讲学。归有光纵论文史,谈经说道,一时间弟子满门,海内学者文士皆称归有光为震川先生。 震川先生名扬海内,连恃才居傲的徐文长对归有光也肃然起敬。一日,状元出身的礼部侍郎绪大绶回乡招请徐文长聚会。可是从黄昏一直等到深夜,徐文长才迟迟而来。问其缘由,说“避雨一士人家,见壁门悬‘归有光今欧阳子也’,回翔雒读,不能舍去,是以迟耳”。绪大绶命仆人取那轴归有光的文章来,张灯快读,相对叹赏,至于达旦。(张传元、余梅年《归震川年谱》)然而,归有光的命运却是困蹇不堪。三年一次的会试,次次远涉千里而去,一连八次都是落第而归。其间四十三岁时,失去了最心爱的长子,时隔一年,又失去了任劳任怨、与己分忧的妻子王氏。仕途的蹭蹬,把这位名扬海内的古文家长期抛弃在荒江僻壤之上。加之失子丧妻的哀痛,使他的生活更加艰难。不过,坎坷的生活,倒也磨炼了归有光深沉坚毅、不屈服于权势与恶运的性格。

不附权贵 勇抗巨子  明代科举场上舞弊之风甚盛,虽不重唐代的行卷之习,但是有宗师和大官僚的提携是仕进的重要捷径。归有光久困场屋,对这一科举内幕应是十分明了的。可是,他却绝不从旁门邪道跻身仕途。乡试中举时的宗师张文毅对归有光十分欣赏,他为归有光后来三番五次不能中式深感惋惜,几次“欲以旧谊招致之”,然归有光“卒守正不一往”。(计东《顺德府重建归震川先生祠堂碑记》)归有光屡不中式时,明穆宗尚未登位。穆宗身边的一位宠幸的宦官慕归有光之名,让侄子拜归有光为师,并几次让归有光进京私谒这位宦官,都被归有光断然拒绝。穆宗登位后,这位宦官权势更大,归有光仍然绝不与之往来。(张传元、余梅年《归震川年谱》)归有光耿介正直、不事权贵的品格,表现在他整个人生的各个方面。在古文领域里,他始终坚持己见,不为群言所惑,敢于与当时统治文坛的“巨子”相抗争。  明代自开国之初的刘基、宋濂等留下一些好文章后,文坛上就开始弥漫起一股浮饰摹古的风气。从永乐到成化的几十年间,久居馆阁的“三杨”(士奇、荣、溥)统治文坛,提倡昌明博大的文体,作文雍容华贵、平庸空泛,号称“台阁体”。于是有李梦阳、何景明为首的“前七子”起来反对“台阁体”。他们主张“文必秦汉,诗必盛唐”,句摹字拟,以佶屈聱牙为高古。李、何七子致力于诗,散文并非所长,但是声势之盛,曾左右一世。到了嘉靖年间,李攀龙、王世贞等“后七子”又继“前七子”而起,推波助澜,变本加厉,摹古之风愈演愈烈。归有光就是在这种散发着霉臭的摹古风气中异军突起的勇士,是一位敢于反抗潮流的正直文学家。  王世贞和归有光是同乡人,比归有光稍晚。但王世贞从二十二岁进士及第后,官运亨通,步步高升,官至南京刑部尚书,以雄才博学,领袖文坛。钱谦益说:“元美(世贞字)著作日益繁富,而其地望之高,游道之广,声力气势,足以翕张贤豪,吹嘘才俊。于是天下咸望走其门,若玉帛职贡之会,莫敢后尘,登坛设墠,近古未有。”(《列朝诗集》)这时的归有光,虽已颇有声名,但毕竟还是一个身处穷乡僻壤的布衣老儒。同是用钱谦益的话说,是一个“独抱遗经于荒江虚市之间”的“老举子”。就是这样一个乡间穷儒生,竟然敢与不可一世的王世贞抗争。归有光在《项思尧文集序》中,批判王世贞的言辞十分激烈,其中说:“盖今世之所谓文者难言矣。未始为古人之学,而苟得一二妄庸人为之巨子,争附和之,以诋排前人……文章至于宋、元诸名家,其力足以追数千载之上,而与之颉颃,而世直以蚍蜉撼之,可悲也!无乃一二妄庸人为之巨子以倡导之欤?”归有光公开把王世贞讥之为“妄庸巨子”,王世贞得知后甚为恼火,说:“妄诚有之,庸则未敢闻命。”归有光毫不客气地回敬道:“唯妄故庸,未有妄而不庸者也。”(见《列朝诗集小传·震川先生归有光》)王世贞在晚年完全改变了对归有光的看法,在为归有光像写的《归太仆赞》序中说:“先生于古文词,虽出之自史、汉,而大较折衷于昌黎、庐陵,当其所得,意沛如也。不事雕饰而自有风味,超然当代名家矣,”赞云:“千载有公,继韩、欧阳。余岂异趋,久而始伤。”他在给归有光古文很高评价的同时,也道出了自己的“迟暮自悔”之情。归有光用自己的理论和创作实践终于使他的对手为之折服。

晚年入仕 兢业守职  归有光虽然“八上公车而不遇”,但还是不愿甘休,因为科举取士毕竟是封建社会下层文人仕进的唯一出路。嘉靖四十四年(1565),归有光第九次参加会试时终于中了个三甲进士,这时年已六十。满腹诗文经义,一心想为国出力的归有光虽年已花甲,壮志依旧未衰。因为是三甲,不能授馆职,只能到僻远的长兴当知县。长兴地处山区,长期没有知县,大小事务都由胥吏把持,豪门大族勾结官府为非作歹,监狱里关满了无辜的百姓,盗贼公行,民间鸡犬不宁。当时有人劝归有光不要去上任,以待更换,但他却毅然前往。他到长兴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兴办学校,培养后进。第二件事是整治恶吏,平反冤狱。把无辜办了死罪的三十余人省释出狱,为无辜受诬入狱的一百零七人平了反,把鱼肉百姓的恶吏和捕卒快手严加法办。每次审判听讼都让妇女儿童环立案前,不用官话而用吴语审讯,以便百姓申诉。常常当堂决断,而极少具狱。对已入狱者按律令给衣食。一重囚母死,归有光准许他回家料理丧事后自己返回。那重囚料理完丧事后不听旁人嗾使,竟然自己返回。  归有光一心想学习两汉循吏,做廉洁刚正之官。上司之命若不便施行便搁置不办,而“直行己意”,他公开在《长兴县编审告示》中宣布:“当职谬寄百里之命,止知奉朝廷法令,以抚养小民;不敢阿意上官,以求保荐,是非毁誉,置之度外,不恤也。”在知长兴的短短两年中,归有光实实在在为百姓做了几件好事,深受百姓拥戴。  隆庆二年(1568),六十三岁的归有光迁顺德通判。按明制,“进士为令,无为迁倅”。所以归有光的升迁实为重抑。归有光曾气愤地说:“号称三辅近,不异湘水投。”既是刚正不阿,又是守职安分,这是归有光性格的两个方面。他虽然对迁升顺德通判大为不满,但一到任上却还是兢兢业业,一丝不苟。他利用马政通判的清闲,广阅史籍,采访掌故,修了一部完备的《马政志》。隆庆四年(1570),归有光到北京朝贺万寿节,同年升为南京太仆寺寺丞,但1750年仍然留在北京掌内阁制敕房,纂修《世宗实录》。归有光正恨“平生足迹不及天下,又不得当世奇功伟烈书之”,藏书楼,读到内阁所藏异书。不幸,正在这大开眼界准备显露自己的才华,以遂平生之愿的时候,却被病魔缠身。他虽然带病坚持了一段时间,但终于在第二年(隆庆五年,即公元1571年)抱恨死于北京,时年六十六岁。

著作繁富 散文扬世  归有光一生著作繁富,涉及经史子集各部,但是其主要成就则在散文创作上。清代史学家王鸣盛在《钝翁类稿》里,从散文发展的角度评价了归有光的贡献:“明自永、宣以下,尚台阁体;化、治以下,尚伪秦、汉;天下无真文章者百数十年。震川归氏起于吾郡,以妙远不测之旨,发其淡宕不收之音,扫台阁之肤庸,斥伪体之恶浊,而于唐宋七大家及浙东道学体,又不相沿袭,盖文之超绝者也。”归有光的散文“家龙门而户昌黎”,(钱谦益《新刊震川先生文集序》)博采唐宋诸家之长,继承了唐宋古文运动的传统,同时又在唐宋古文运动的基础上有所发展。他进一步扩大了散文的题材,把日常生活中的琐事引进了严肃的“载道”之古文中来,使之更密切地和生活联系起来。这样,就容易使文章写得情真意切,平易近人,给人以清新之感。尤其是一些叙述家庭琐事或亲旧的生死聚散的短文,写得朴素简洁、悱恻动人,“使览者恻然有隐”。几百年来,人们读到归有光的《寒花葬志》、《项脊轩志》、《先妣事略》、《亡儿?孙圹志》、《女二二圹志》、《女如兰圹志》等文,无不为之深深感动。归有光的这些叙事散文,在当时一味摹古浮饰的散文园地中,就象一泓甘甜的泉水沁人心脾,给人以美的享受,为散文的发展开辟了一片新的境界。  归有光善于捕捉生活中貌视十分平常的细节和场面,寥寥几笔,形神即现,给人难忘的印象,且在平淡简朴的笔墨中,饱含着感人至深的真挚感情。譬如著名的《寒花葬志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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