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才略译文

  《才略》是《文心雕龙》的第四十七篇,从文学才力上论历代作家的主要成就。全篇论述了先秦、两汉到魏、晋时期的作家近百人,正如黄叔琳所评:“上下百家,体大而思精,真文囿之巨观。”本篇确可谓古代批评史上作家论的洋洋大观。

  全篇共五个部分。第一部分评先秦作家,其中如“皋陶六德,夔序八音”等,不仅是不可靠的传说,也还谈不到什么文学作品;至于《五子之歌》原是后人伪作,刘勰竟奉为“万代之仪表”,这都是其历史局限。第二部分评两汉作家三十三人。第三部分评魏代作家十八人。第四部分评两晋作家二十五人,附带说明宋代作家“世近易明”,不再评述。第五部分是根据以上评述所作的小结,主要说明文人成就的大小和他所处的时代有关。这一认识值得注意的是:本篇以评论作家才气为主,这只是作家成就高低的主观因素,篇末强调“贵乎时”,则注意到了作家成就的客观因素。文人与社会的关系,是《时序》篇的论题,本篇简要地提出,不仅必要,且有画龙点睛的作用。但也应看到,刘勰在这里讲的“贵乎时”,主要指“崇文之盛世,招才之嘉会”,是有很大局限性的。

  本篇按略远详近的原则评论历代作家,其略与详,主要指所论各个时期作家的多少而言;凡所论及,其详略虽也稍有不同,总的来说,都是很简要的。但刘勰所论,话虽不多,大都概括了作家的主要成就、基本特点和重要得失。这些作家在“论文叙笔”的各篇,大都各有分别论述,所以,本篇的概括评论,则是刘勰对作家的总论。在这篇总论中,也有如曹操、陶渊明等少数重要作家没有谈到。曹操在本书其他篇章还讲到几处,陶渊明则除存疑的《隐秀》篇外,全书都没有提到。就《才略》篇来说,陶渊明或被列入“宋代逸才”而不论,不讲曹操就毫无道理了。此外,如班婕妤、徐淑、蔡琰、左芬等女作家一个不讲,这就是刘勰的儒家正统观念造成的了;其中对《五子之歌》、尹吉甫、马融等评价太高,也是这个原因。

  值得注意的是,本篇虽对“九代之文”做了比较全面的评述,文史诗赋、章表奏议等都有所涉及,但刘勰对文学艺术和学术论著的不同特点,在这些评论中却表现了他更为明确的认识。如董仲舒和司马迁,刘勰说他们一是“专儒”,一是“纯史”,其所肯定的,并不是《春秋繁露》或《史记》这样的巨著,而是董仲舒的《士不遇赋》和司马迁的《感士不遇赋》,认为这才属于“丽缛成文”的文学作品。又如说:“桓谭著论,富号猗顿,宋弘称荐,爰比相如,而《集灵》诸赋,偏浅无才。”“王逸博识有功,而绚采无力。”这里,不仅没有混同文学作品和学术论著,反而是有意识地加以对照,用“富号猗顿”的论著,“博识有功”的学力,来反衬他们在文学创作上“偏浅无才”,“绚采无力”。这说明,本篇所论之“才”,是专指文学创作的才力,文学家的“才”和学术家的“才”,是各有特点而不可混同的两种才力。

  (一)  从黄唐到魏晋九代的文章,是十分丰富而繁盛了;这个时期优秀的作家作品,可略加评述。虞夏时期的文章,有皋陶提出诸侯必备的六种品德,夔所整理的八音,益对舜的赞辞等。太康的五个兄弟所作的《五子之歌》,文辞温和,意义雅正,为后世万代的典范。商、周时期,有仲虺告诫商王的《仲虺之诰》,伊尹教训太甲的《伊训》,尹吉甫歌颂周宣王的诗篇:这些作品的意义既合于常道,文辞也值得后人师法。到了春秋时期,各国大夫在聘问集会中运用修饰得很好的辞藻,其众多如美玉聚积的园圃,光彩似繁华的锦绣市场。薳敖选用楚国美好的典章,士会讲求晋国的礼法,赵衰以富有文采而随晋公子重耳到秦国赴宴,子产因善于辞令而捍卫了郑国,郑国游吉貌美才秀而有文采,郑国的公孙挥善于言辞:这些都是春秋时期以文辞著称的突出人物。战国时期任用武力,但文人仍不断出现。诸子百家以他们的思想学说为凭借,屈原、宋玉以《楚辞》表现其异采,乐毅的《献书报燕王》明辨而义正,范雎的《献书昭王》虽未明言“宣后乱秦”却讲出了当时秦国的要害,苏秦游说六国的言辞有力而切合时事,李斯的《上书谏逐客》文辞华丽而内容有说服力:如果在重视文辞的盛世,这些作者就是扬雄、班固一类的人物了。此外,荀况既是儒学的宗师,又描绘物象而称之为《赋》,文采和内容相称,的确具有大儒的特点。

  (二)  汉初陆贾,首先创造了奇特的文采,他写了《孟春赋》和合于《典》、《诰》的《新语》,其中辩丽的文辞已很丰富了。贾谊锐利的才力,能超越奔驰的骏马;他的议论妥帖,辞赋清新,岂能是凭空达到的!枚乘的《七发》,邹阳的《上书吴王》等,笔下有丰富的文采,言辞有旺盛的气势。董仲舒是儒学专家,司马迁是纯粹的史学家,他们也以富丽的辞采写成《士不遇赋》、《感士不遇赋》,也就是《诗经》的作者抒发哀思的意义了。司马相如爱好读书,学习屈原、宋玉的作品,以大量夸张艳丽的描写,成为辞赋的宗匠。但考察其辞藻的纯粹意义,内容和形式很不相称,所以扬雄认为“文辞华丽而用处不大的,就是司马相如”,这话的确是对的。王褒创造文采,以细密工巧为旨趣,他描绘的声音状貌,轻巧可观。扬雄作品的命意,是辞赋家中最深刻的,试看他写得内容深广,文辞奇丽,又能竭尽全力进行钻研思考,所以内容丰富而文辞有力。桓谭的理论著作,号称比古代猗顿的的财产还富裕;宋弘向光武帝称扬推荐,便把桓谭比作司马相如;但他的《仙赋》等文学作品,却写得浅陋无才:由此可见,桓谭虽长于论著,却不善于文学创作。冯衍很爱好进献说辞,在东汉的昌盛之世却很不得志,但他抒写其不得志之情的《显志赋》,反而像蚌的病成了珍珠一样。班彪和班固,刘向和刘歆,都是父子相继有文采。过去的说法是班固的文才优于班彪,刘歆的学识精于刘向;但班彪的《王命论》写得清晰明辩,刘向的《新序》写得完备精练,这就如同出产于昆山的美玉,也难超出昆山之玉的原貌了。傅毅和崔骃,他们的光华辞采并驾齐驱;崔瑗、崔寔紧跟其后,可谓能继承其家风了。杜笃和贾逵,在文才方面也颇有声誉,考察他们的实际才力,只能是崔骃、傅毅一类作家的末流。李尤的赋和铭,希望写成意义鸿深的作品,可是才力不高,只能低垂着翅翼不能奋飞。马融是东汉的大儒,思想博大,认识高超,作品合于儒家经典的规范,内容和形式相得益彰。王逸的学识广博,这方面很有成就,但文学创作没有力量。王逸的儿子王延寿继承父志,瑰丽的锋芒特别突出,他善于描绘事物的形貌,岂不是得到枚乘流传下来的技巧!张衡多才多艺,蔡邕精深雅正;他们都文史兼通,前后三十多年遥遥相望。由此可见,竹、柏虽有异而同样贞定,金、玉虽殊却都是珍宝。刘向的奏议,意旨急切而文辞舒缓;赵壹的辞赋,意义充实而体制松散;孔融的气势较盛,显示在书表方面;祢衡的文思较锐,运用在辞赋之中:他们都各有自己的优点。潘勖凭借儒家经典而施展才力,所以《册魏公九锡文》写得超群出众;王朗努力著作以寄托情志,也在学习古代铭文上获得成就。但司马相如和王褒以前的写作,主要是运用才气而不追求学识;扬雄、刘向以后,就常常引用古书来辅助文章:这是凭才气或靠学识的重要界线,它的区分是不可混乱的。

  (三)  魏文帝曹丕的文才,旺盛而清丽,过去的评论贬低他,认为比曹植相差千里。但曹植是文思敏捷而才气俊秀,诗歌华丽而章表卓越;曹丕则思考周详而才力迟缓,因此他的名声不大。可是曹丕的乐府诗清新激越,《典论·论文》辩明扼要:注意到他们各有长短,也就可以做正确的评价了。但世俗之情对人的或抑或扬,往往是随声附和,于是使曹丕因身为帝王而降低了文才,曹植因处境困难而增加其价值,这并不是准确的论断。王粲的才力充沛,写作敏捷而精密,诗赋论铭样样都写得好,文辞也很少病累:取其优秀的诗赋,就是“建安七子”中成就最大的作家吧!陈琳和阮瑀,以擅长章表檄移称著,徐幹以辞赋和论著显示其优美,刘桢以高尚的情操和辞采相结合,应玚才学优秀而在诗赋创作上有所收获。路粹和杨修,在笔札书记方面颇为精工,丁仪和邯郸淳,他们的《刑礼论》、《受命述》也还写得不错:这些作家都有值得称道的。刘劭的《赵都赋》,能够追赶前代优秀的作家;何晏的《景福殿赋》,则可光照后世的作者。应璩深怀意趣,用《百壹诗》显示他的情志:应贞掌握写作的道理,用《临丹赋》组成其文采。嵇康独出心裁来写论文,阮籍任其志气以写诗歌:他们通过不同的形式发出共同的心声,用不同的翅膀朝着同一方向奋飞。

  (四)  张华的小赋,写得很美而清新流畅,其《鹪鹩赋》的寓意,就是韩非所写《说难》的意思。左思有出奇的文才,擅长于深入地思考;但他写《三都赋》用尽了锐气,写《咏史诗》表现了才华的卓越,就再没有写其他作品的精力了。潘岳的文思敏捷,文辞畅达,意义和谐;他的才气积聚在《西征赋》中,更充分体现于哀诔之作,这是他内在的情感所决定的。陆机的才力要求深入探讨,辞藻力求繁富:所以他的文思虽很工巧,却不能约束繁杂。陆云爱好明朗简练,由于他懂得控制繁多,所以运用文采鲜明省净,善于写短小的篇章。孙楚构思作文,往往是质直陈述而文辞通畅。挚虞抒发胸怀之作,总是遵循天命而辞义温雅;他在《文章流别论》中叙述各种文体的源流并加以品评,写得颇有条理。傅玄的作品,内容大都是规劝鉴戒;傅咸的奏议,能继承其父的刚劲正直:他们父子都是堪当重任的栋梁之材,而不是各种花朵的美丽花托。成公绥的赋大都写得不错;夏侯湛的作品,虽具有《尚书》、《诗经》的形式,但成就都很微小。曹摅的长诗写得比较清丽,张翰的小诗写得明辨而切实:这是他们各不相同的优点。张载、张协兄弟,才华秀丽而不相上下,正像鲁国和卫国的兄弟之政,他俩的文学成就也在兄弟之间。刘琨的作品雅正雄壮而富有风力,卢谌的作品情志明显而道理清晰:这都是由当时的政治形势造成的。郭璞的诗赋华艳俊逸,可称东晋之冠;他的《南郊赋》既是庄严美好的大手笔,《游仙诗》也能使读者有如飘浮在云端。庾亮的章表,写得细密而闲熟畅通;温峤的笔札书记,遵循事理而清新通达:他们也是笔札方面的高手了。孙盛和干宝,都长于文辞而成为史学家,他们学习的标准,是《尚书》中的《典》、《训》:两人的途径虽然不同,但文笔辞采是相近的。袁宏写文章立意甚高,所以虽卓越出众却常有偏差;孙绰的诗赋过分拘守玄理,所以虽有条理却缺乏形象。殷仲文的《南州桓公九井作》,谢混的《游西池》,都冲散了长期来讲玄理的文辞,使虚浮的玄音渐趋淡薄:如同滔滔洪水的玄风虽已消失,残存在诗文中的玄理,仍使文章大为浇薄。  宋代才高的作家、作品如鳞片大量积聚;因为时代很近,容易了解,就没有加以评述的必要了。

  (五)  查看东汉的作家,和西汉作家也相差无几;晋代的文坛,几乎可以和建安文学媲美。但曹魏时期的议论,必然以汉武帝时期为最高理想;刘宋以后的高论,又总是以建安时期为话题。这是为什么呢?岂不是因为这两个时期是崇尚文学的盛世,广招才士的最好时机。唉!这就是古人不能不重视时机的原因了。

  (六)  总之,人才难得,确是如此;每个人的禀性是各不相同的。一旦写成文章,就凝结成千古不朽的锦绣。丰富的文采长期流传,良好的风尚更加盛大。不要说九代的作家作品纷杂,仍可清清楚楚地予以品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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