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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类译文

  《事类》是《文心雕龙》的第三十八篇,论述诗文中引用有关事类的问题。所谓“事类”,包括故实或典故在内,但刘勰在本篇所讲“事类”,有两个方面的内容:一是文学作品中引用前人有关事例或史实,一是引证前人或古书中的言辞。这比通常所说“典故”的范围要大得多。

  本篇分三个部分。第一部分讲“事类”的含义、作用以及古来运用事类的概貌。刘勰认为运用事类的主要意义,在于“援古证今”、“明理”、“征义”。

  第二部分由才与学的关系进而论述广博学识的必要。对才与学两个方面,刘勰除强调二者必须“表里相资”、“主佐合德”外,更提出“将赡才力,务在博见”,这是很值得注意的观点。他认为文学创作是“才为盟主,学为辅佐”,这种说法似近于天才论,特别是“文章由学,能在天资”之论,更是如此。但刘勰并非天才决定论者,而强调才与学必须“表里相资”才能发挥作用;更不认为作者的才力是天生不变的,只要坚持学习,广闻博见,就可丰富其才力。所以,这部分正以论述必须有广博的学识为主。最后提出运用事类的基本要求是:学识要博,取用应约,选择必精,道理须核:事类要用在文章的关键地方,而不要用于无关紧要的闲散之处。

  第三部分主要是举前人用事之误,以说明用典引文必须准确得当而如自出其口。

  从古到今,善于运用事类的作者,曾为作品增色不少。刘勰对这问题的论述,如要求精约准确,“用人若己”等,基本观点是对的。但刘勰所处的,正是作者大量堆砌典故而使“文章殆同书钞”(《诗品》)的时期,略晚于刘勰的钟嵘尚对此进行猛烈地批评,本篇却是继续强调事类的好处,提倡运用事类的技巧,而对刘勰之前已用得过甚过滥的倾向不置一辞,这就是刘勰不及钟嵘的地方了。

  (一)  所谓“事类”,就是在文章本身的写作之外,利用有关故实来表明意义,引用古事以证明今事。从前周文王作解释《易经》的卦爻辞,辨析卦爻的位置,在《既济》卦阳爻的第三位,远的引到殷高宗讨伐鬼方的事;在《明夷》卦阴爻的第五位,近的写到殷末箕子的贞操:这只是简要地举出古人的事迹,用以证明意义的例子。至如《尚书·胤征》所载胤君征讨羲和时,举出夏代《政典》中的教训;《尚书·盘庚》所载殷王盘庚告诫国人之辞,讲到上古贤人迟任的话:这就是完整地引用前人的成辞,用以说明道理的例子。由此可见,引用前人现成的话来说明道理,列举古人有关事迹来证明意义,这是圣贤对重大问题的议论,更是经典中运用的通则。《易经·大畜》的《象辞》中说,“君子应多多记住前人的言论和行事”,这也有助于文章的丰富。考查屈原、宋玉的作品,据说是依照《诗经》的作者而写的,其中虽讲到不少古代的事,却不采用原来的辞句。到汉初贾谊的《鵩鸟赋》,才开始引用《鹖冠子》中的话;司马相如的《上林赋》,引用了李斯的《谏逐客书》:这也只是偶然引用罢了。到扬雄写《百官箴》,就采取《诗经》、《尚书》中的话颇多了;刘歆写《遂初赋》,更历述了不少周晋史实:这就逐渐错综引用各种古书了。及至东汉的崔骃、班固、张衡、蔡邕等,便搜集种种经书史书,把文章写得华实满布;凭借古书以获得成就,这方面他们都是后人的典范。

  (二)  姜和桂都从地上生长,它们的辛辣却是其本性决定的;写好文章要通过学识,创作的才能在于作者的天资。才能由作家内部产生,学识则是从外部积累而成;有的人学识丰富但才力不足,有的人才力较强但学识贫乏。学识贫乏的作者,在引事明义方面比较困难;才力不足的作者,在遣辞达情方面相当吃力:这就是内才外学的区分。所以,命意为文,在心和笔共同谋划之中,作者的才力起着主要作用,学识则起着辅助作用。如果才力和学识兼善并美,就必然在创作上取得突出成就;如果才力和学识都欠缺,虽有小巧也很难有大的成效。像扬雄那样有才华的作者,还上奏书说自己学识不足,到他在石渠阁阅读大量图书之后,便写成了优美的文学作品。内才外学相辅而成,古往今来的作者无不如此。所以魏武帝曹操说:“张子的文章其所以拙劣,就由于他学问肤浅,见闻不博,只知拾取崔骃、杜笃的小文章;因此,他的作品不能完全追究,追究起来便不知源头何在。”这就是孤陋寡闻的毛病了。儒家经典内容既深厚,书籍也十分丰富,的确是各种言辞的渊薮,启迪才思的宝库。从汉代扬雄、班固以后的作者,无不从中各取所需:凭自己的努力去学习,任自己的心意去采取;只要善于吸取儒家经典,就必能从中获得丰富的营养。所以,要充实作者的才力,必须首先博见广闻。一张狐皮不能制成皮袄,少量的鸡掌也不能吃饱。因此,综聚学识须要广博,采用事例则应简约,考校选择必须精确,吸取的道理应该核实:这些优点集中起来,就使才力和学识相互发挥。三国时刘劭在《赵都赋》中说:“平原君的门客毛遂,呵叱强劲的楚王,迫使他同意订盟;赵国的小臣蔺相如,斥责强盛的秦王,迫使他击缶为乐。”能够像这样运用故实,就可算是抓住道理而又意义重要了。所以,用事如能抓住要害,虽然事小也能有所成就,这就如像小小的铜键能够控制车轮,门户的转轴可以承运开关。如果把精微的言辞、美妙的故实,用在无关宏旨的地方,就如像把金玉珠宝挂在脚上,把脂粉黛墨抹在胸前了。

  (三)  大凡引用故实得当,就像自己说的话一样;如果所引之事和自己讲的内容不吻合,就成了千年抹不掉的污点。陈思王曹植,可算是群才中的英俊了,但他在《报孔璋书》中说:“葛天氏时的音乐,千人合唱,万人相和,听了这种音乐的人,对古代的《韶乐》和《大夏》都有所轻视了。”这就是引用古事的谬误。查葛天氏时所唱的歌,唱与和的一共只有三人而已。司马相如《上林赋》中说:“演奏陶唐氏的乐舞,听葛天氏的音乐,千人齐唱,万人齐和。”所谓唱和千万人,不过是司马相如的主观推测。其所以不真实地夸大《葛天氏之乐》,把“三”扩大为“万”,是由于作者根据《上林赋》乱写,以致造成这种荒谬的。又如陆机的《园葵》诗中说:“葵能荫庇其足,只不过一点小小的智慧,但生存的道理却有千千万万。”关于“葵能保卫其足”,原是孔子讥讽齐国鲍牵的说法;“葛藤庇护其根”,原是宋国乐豫对宋昭公说的话:这本是两码事。如果把“葛”比作“葵”,就是张冠李戴的错误;如果认为“庇”字比“卫”字好,则又改变事实而有失其真,这是不精确的毛病。以曹植的精明熟练、陆机的深沉细致,还难免有误;曹洪在《与魏文帝书》中,把“河西”误作“高唐”,又有什么可嘲笑的呢?山中树木为良好的工匠所度量,儒家经书被后世文人所选取;木材美好的,便用斧子加工;事义美好的,就用笔墨写下。能如此,从事文学创作的人,也就无愧于古代善于准确斫削的匠石了。

  (四)  总之,儒家经籍精深宏富,文辞和义理都具有永恒的意义。它像江海那样广大,像昆仑山的珠玉和邓林那样繁盛。优质的梓木都可采伐,美好的珠宝全可赠送。只要引用前人的故事如自出其口,古往今来的读者都是欢迎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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