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王鏊其人其事

正直清廉  王鏊居官清廉,为人正直,时称“天下穷阁老”。弘治初,王鏊升为侍讲学士,担任讲官。宦官李广引导皇帝游玩西苑,王鏊就讲周文王不敢在出游狩猎方面纵情娱乐的故事,反复规劝皇上,情真意切,皇上被感动了。讲完后,皇上对李广说:“讲官指的就是你们这些人啊。”寿宁侯张峦以前与王鏊有交往,等到张峦富贵以后,王鏊就再不与他来往了。皇太子出就封国,朝中大臣请求遴选正直之士做皇太子的宫僚,王鏊保持原有的官职兼任谕德。不久转任少詹事,又被提升为吏部右侍郎。王鏊曾经向皇上陈奏边防策略,他认为如今火筛、小王子并不值得畏惧,而本朝奸佞小人乱政,大臣将士功罪不分明,职责不专一,法令不实行,边境空虚,这些才是最可怕的。但愿皇上振奋刚健决断的气魄,经常召见大臣,咨询了解守边将士的勇敢或胆怯。有罪必罚,有功必赏,明确规定主将的职权。优待体恤边境战事中死亡者的家属,招募边境上骁勇的人。分配兵力,多方出击,出奇制胜,敌人必定不敢长驱直人。皇上听从了他的建议。 正德元年四月,担任左侍郎,与韩文等大臣请求诛杀刘瑾等“八党”。不久刘瑾却掌管司礼,大学士刘健、谢迁相继离职,内阁只剩下李东阳一个人。刘瑾想要推荐焦芳,但朝廷大臣们只推荐了王鏊。刘瑾迫于公论,任命王鏊保留原本官职,兼任学士,与焦芳一同入阁。一个月后,升任户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。第二年加任少傅兼太子太傅。尚宝卿崔璿等三人被戴上枷锁,面临杀头之祸。王鏊对刘瑾说:“士可杀,不可辱。如今你侮辱他们,还要杀他们,我还有什么脸面坐在这里?”李东阳也竭力相救,崔璿等人得以保命而受遣戍之罚。刘瑾对尚书韩文怀恨在心,一心想杀害他,又想借其他事情中伤刘健、谢迁,王鏊奔前跑后,竭力相救,他们才得以幸免。有人在刘瑾面前诽谤杨一清,说他修筑边境城墙浪费资金。王鏊争辩说:“一清为国家修筑边防,怎么能把功臣当成罪人?”刘瑾憎恨刘大夏,把他抓到京城,想要判他“激变”罪名处死他。王鏊又争辩说:“岑猛只是迁移延时没有行动而已,没有叛变怎么叫做激变?”当时中外大权全都归于刘瑾,王鏊起初与他开诚布公地谈,他有时还会听取意见。然而焦芳一味随和,没有主见,刘瑾专权蛮横日益厉害,灾祸殃及缙绅。王鏊无法挽救局面,竭力要求离职。正德四年,上了三次奏疏,皇上准许了他的请求。在家居住十四年,朝廷大臣交相举荐,他始终没有再入朝。  王鏊坚持正义不阿谀逢迎,保持自身清正及早引退。这实在是明晓去就的分寸,作为一个清正的大臣,怎么能以随和应付、曲意周旋的态度去逢迎取悦呢?

仗义执言  明武宗是个喜欢逸乐的皇帝,不问政事,信任他当太子时早夕侍奉他的太监刘瑾等八名太监(人称“八虎”),朝政黑暗。刘健、谢迁等本想除去“八虎”,结果反而自遭失败,相继去位。于是,王鏊以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学士入阁,一个月后进户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,翌年加少傅兼太子太傅衔。正德三年(1508年),以太子太傅、户部尚书兼武英殿大学士。  王鏊仗义执言,在刘瑾迫害朝廷官员时,他多次挺身而出,采用各种办法,坚持与宦官势力作斗争,据理力言,竭尽全力地营救、保护了一批正派官员。一、正德四年(1509年)时,刘瑾专权乱政,打击迫害带头上疏论劾“八虎”罪恶的户部尚书韩文。不仅将韩文罢官,又创“罚米法”,令韩文输米千石至大同,置韩文于死地。王鏊据理抗争,韩文终于得免。二、尚宝卿崔璿、郎中张玮、副使姚祥等3人无辜遭诬陷,都在途中乘轿被逮,枷于东西长安街,毒刑敲打几死。王鏊不顾个人安危,寻着刘瑾当面斥责道:“士可杀,不可辱。现在他们不仅受侮辱而且遭杀,我还有什么脸颜居此位!”说完愤然离去。李东阳也奋力相救,崔睿等才免遭一死,远遣戍边。三、刘瑾攻击三边总制杨一清,诬陷其筑边墙是劳民伤财,逮捕下狱。王鏊据理抗争,当面对刘瑾说:“杨一清才高望重,为国修边,到底有什么罪?!”李东阳亦力救,于是得以释放。四、兵部尚书刘大夏为人正直,刘瑾对此恨之入骨,要想以兵变之罪处死。王鏊得知后挺身而出,为之鸣冤,刘大夏得以幸免。  正德初年,刘瑾根基未稳,见王鏊开诚建言,有时还是听从其言。因此,王鏊借助在朝多年的巨大影响,保护了一批正派官员。但是,后来由于焦芳一味奉迎,刘瑾气焰日益嚣张,流毒缙绅,王鏊孤军奋战,独木难支,难以挽回局势,于是愤然请求告老回乡。正德四年(1509年),王鏊接连3次上疏辞职。刘瑾对王鏊既恨又怕,于是怂恿皇帝准其去位;五月,王鏊以武英殿大学士致仕还乡。此后,朝廷大臣多次交相荐举,王鏊终不肯再复出。《吴郡五百名贤传赞》称他是:“筹边计熟,立朝行危,急流勇退,弗事委蛇。”  王鏊致仕回乡至逝世共14年,人在朝野,但他关心朝政,关注民生,心系百姓,人称“山中宰相”。

君子之泽  说到“君子之泽”,读书人自然会想到下一句“五世而斩”,是的,荫庇后世甚至福泽绵长,几乎让每一个功成名就的人都心有所愿而又力有不逮。所以孟子可以说是一语成谶。但孟子也说过:小人之泽,五世而斩。社会动荡,朝代更迭,战乱频仍。所谓“一朝天子一朝臣”,所谓“玉环飞燕皆尘土”。放在现在的语境里,就是:没有一个人可以永无休止的克隆自己。但是苏州近郊的陆巷古村,却给我们提供了一个不尽相同的佐证。  陆巷古村位于东洞庭山(东山)的后山--嵩峰山麓。这是一个位于太湖之滨的小小村落:一说是东吴大将陆逊的埋骨之地,一说是南宋文武家眷避乱之所。让陆巷古村名闻遐迩的是在明代,村里出了个户部尚书、文渊阁大学士王鏊。成化年间,王鏊乡试、会试皆为第一,殿试时,被正考官借故“抑之置第三”。解元、会元、探花,一个农家子弟就这样走出江湖之远,走向风云变幻的庙堂之高,一个家族甚至一个村落的命运就这样被完全改变。  王鏊走上仕途之后,官至武英殿大学士,为一品宰相。之后,古村名人辈出,仅王氏家族就有王禹声、王世琛、王芑孙、王颂蔚等闻名于世。这不足百户的小小山村屡屡大兴土木,平整土地,挖沟修道,架梁造宅。现今古村内尚保存有惠和堂、粹和堂、遂高堂、会老堂等明清建筑二十多处,如果耐心,还可以查到东山王家榜上有名的历代贡士、历代名人和学者教授56人之多。  如果把中国传统官僚集权社会的社会精英,分为地主、士绅与官僚这三个阶层,那么这三个阶层的相对频繁的角色转换,绝大部分要靠科举制度来完成。比如,地主与庶民子弟可以通过科举考试,取得秀才、举人这样的士绅的身份,士绅则又可以进一步通过更高层次的科举考试而成为官僚政治精英。而官僚精英则可以利用自己的权势与影响,通过所授予的职份田或者通过购置田产,进而在经济上成为士绅地主。在传统中国社会里,由于官僚的身份大多不是世袭的,一个官僚在退出仕途之后,在约定俗成的财产继承方式的制约下,他的田产又在数个儿子中均分,这样,其后人则很容易在二、三代以后又下降为平民。而平民又可以通过科举考试取得功名,从而再次进入地主、士绅与官僚之间的角色转换或者循环过程。  行书七律诗轴这不能不让人们想到科举制度的整合甚至平衡功能——事实上,科举制度犹如枢纽,在中国传统社会的三大主要阶层之间,形成周而复始的循环与对流。王氏后人一次次通过科举完成由地主到士绅甚至到官僚的角色转换。在东山王家,君子之泽被他们一代接一代的续写,有声有色而又辉煌无比。  值得思考的是,仕与隐一直是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一个永恒的两难抉择;所谓达则兼济天下,穷则独善其身。王鏊之弟王铨,也是举人,曾被推荐去杭州府做官,但他不愿为官,拒不上任。在京任职的王鏊曾修书赞扬其弟,称自己“输与伊人一着高”。  当王鏊带着成功者的光环从太湖深处一路走出,他肩负的,已经不仅仅是个人命运的起落,他还必须承担光大王氏门楣的责任。然而伴君如伴虎,高处不胜寒。王鏊入朝历经宪、孝、武三朝,可谓位极人臣。但延至明武宗,不仅皇上昏庸,而且朝中还有宦官刘瑾为首的一干人兴云播雨——奸臣当道,大势难挽,国不能救,王鏊于是愤而辞职,据说他在告老还乡时,因顺口向皇上要求西太湖养养金鱼,就被刘瑾趁机诬陷,说小小太湖连三洲(苏州、常州、湖州),团团围困八百里,王鏊湖中养鱼是假,屯兵谋反是真,差点让王鏊人头落地。  王鏊致仕回乡后,修宅买田,蛰居东山,做起了隐士:或潜心学问,撰写方志,或泛舟太湖,赋诗题铭。惠和堂落成后,他在《洞庭新居落成》一诗中这样写到:“归来筑室洞庭原,十二峰峦正绕门。”为了表明他与官场的清浊之分,王鏊还筑有别墅招隐园--事实上,王鏊在京为官时,就曾筑有小适园,似乎要给自己在官场风云中留一块小憩之地,现在他心愿得偿,可以将自己宅后花园取名为“真适园”了。园内遍植梅花,疏影横斜,幽香阵阵,与他的胞弟、著名隐士王铨幽雅古朴、小巧别致的“遂高堂”互为呼应,成为独立于高墙深宅之外的养心怡性之所。  如果王氏兄弟及其子侄们就此隐居下去,那么,洞庭东山王家就会很快式微,沦落乡间。但这显然不符合中国科举制度的游戏规则,也不符合诗礼传家的中国知识分子的共同追求。毕竟,科举制度已经营多年,士人长期浸淫于儒家经典之中,已经自觉或不自觉地以儒家文化作为立身行事的唯一标准了:修身是为了齐家,齐家是为了治国,治国是为了平天下。  王鏊信札因为“科举文化”这种不需要原创性,只需要背诵经典条文的求同思维,丰富的历史文化也就被简单地解读为“十六字心传,五百年道统,圣人之学不外乎是”的僵化教条,所以后人常常批评科举制度,说它是导致社会文化价值的高度一统化,又导致社会文化缺乏活力与生气的罪魁祸首。但人们必须承认,科举制度的确是中国社会内部的稀缺资源(财富、地位、权力与名望等等)的一次相对公平的再分配。而且这是一个强大的足以使整个社会获取文化知识的利益激励机制。虽然三年大比,金榜题名者毕竟是少数,但《范进中举》一类的故事又告诉我们,没有年龄限制的科举考试,给每一个失败者都保留了下一次胜利的希望。  比如王鏊,被妒忌者抑为探花,始终是一件不愉快的事,也是东山王家压在心头永远的痛。但这种阴霾很快因为其后人考中状元而一扫而空:传说王氏先族为了寻求一块真正的“佳穴”,不惜化巨资购买化龙池畔有数亩之广的号称“吉壤”的土地,让子孙后辈死后,依次排列葬此墓地,以期取得正穴。至明正统末年,墓地上各垅葬次一丘一丘,相联如贯珠,后人称之为“念珠坟”。王鏊死后,又有堪舆家指出:“可惜凤凰旗不正(指坟对面的山),只能出个探花郎。”王家急忙请求弥补,得到堪舆家的指点,在坟前建飨亭以合正方向。若干年后,王鏊八世孙的王世琛终于中了状元,而王家后辈再一次步入了官僚精英的序列。  当然人们不能认为这是“风水”之说的应验,但王氏一族为了进入社会上层,也的确是挖空了心思。事实上,真正延续东山王家“君子之泽”的,可能还是那句大白话:书包翻身,知识改变命运。

钟情山水  王鏊对宜兴的风景名胜饶有兴趣,尤其对善卷灵迹推崇备至,曾为善卷洞赋诗、撰序,著《善卷洞》、《善权寺古今录序》。王鏊同宜兴人亦交往甚密,感情十分融洽。明成化八年进士(传胪)邵贤,自山东提学副宪告老还乡后,在周孝侯祠崇邱建造了“东邱娱晚堂”,作为宴饮和欣赏良辰美景诸老聚会的地方。多位老人或登邱、或吊古、或棋奕、或垂钓、或吟咏,各得其所,百无禁忌。正德三年,王鏊来宜,在此会见了宜兴挂冠而老者12人。他们是:前九江推官万盛,黄州府经何钊,平乐知府李廷芝,湖广布政司参议翁信封,翰林学士吴经,工部侍郎沈晖,宜春知县杨琛,通政王玉,福建布政司李云,山东按察司副使邵贤,归州知州胡琏,抚州知府胡孝。王鏊兴致勃勃地撰写了《东丘娱晚记》碑文。该碑现保存在周王庙内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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