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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节读解

  与邻国相交也就是与别人交朋友,交朋友的目的也就是为了求得和睦相处,大家都平安无事。因此,只有能爱民的国君能以大的侍奉小的,只有有智慧的人能以小的侍奉大的,安于天命的人能保护天下,敬畏天命的人能保护国家。其实这就是最佳行为方式之意。在这个问题上,老子曾经讨论过,“故大邦以下小邦,则取小邦;小邦以下大邦,则取大邦。故或下以取,或下而取。大邦不过欲兼畜人,小邦不过欲入事人。夫两者各得所欲,大者宜为下。”这个意思是说,所以大的邦国以谦下对待小邦国,则能够取得小邦国的信任;小邦国以谦下对待大邦国,则能够取得大邦国的信任。或者是以谦下取得信任,或者是以谦下而被信任。大的邦国不过是想兼顾养育人民,小的邦国不过是想加入并侍奉大国。这样大国小国都满足了自己的愿望,但大邦国还是宜为谦下。而大的邦国之所以能成其大,是因为人民众多。之所以人民众多,是因为人民都信任其统治者的政策,因此愿意到这个大国来定居。所以,一个国家的政策好坏,常常决定着国家的前途命运。因此大国在拥有了众多的人民后,更应该以谦下的态度来对待人民,来对待小国。

  所以孟子举了《诗经》所说的例子,敬畏上天的威严,于什么时候都能保护之。为什么要敬畏天命呢?天命又是什么东西呢?孟子在这里没有说明,但我曾在《论语》、《大学》、《中庸》中有过探讨,天命就是天道的规律,人生的道路是要服从上天的道路的,一年有四季,有365天,一天有十二个时辰,二十四小时,地球围绕着太阳自转、公转,这都是天道。作为地球人,非服从这个天道的规律不可,除非你跳出地球。知道了天道的规律,从而才可以知道人道的规律;知道了人道的规律,才可以“为政”,也就是才能真正懂得统治人民的规律和决窍,也才能选择到最佳行为方式。

  但是齐宣王避开天命这个话题,转而谈“勇”,这与梁襄王一样,都是崇尚以武力解决问题。所以孟子只好又举了周文王、武王的例子,文、武王不勇吗?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,武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,他们俩人有过人的武功吗?有过人的勇力吗?没有!他们都是以“爱民”为中心,才取得天下的。所以孟子劝告齐宣王,如果也想一怒而安天下之民,只有先“爱民”,有了“爱民”的勇气,才能一怒而安天下之民。因此,老百姓惟恐君主没有“爱民”的勇气。私有制的畸形发展使得人们的正常的生存欲望变成了贪求、贪婪、贪恋之贪欲,而为了贪欲的满足,人们就会诉诸武力来进行侵略、掠夺、剥削。在孟子生活的春秋时期,拥有勇力、武力的人也就等于拥有了权势与财富。而人民受此“好勇疾贫”的影响,贪欲也逐渐增强,也就成了社会混乱的根源。既然人人都在为着满足自己的欲望而不惜诉诸武力,那么,人与人之间就会缺少相互亲爱的情感而彼此憎恨,憎恨之过份,则也会因情感问题而导致社会的混乱。社会越混乱,为了人们自己生存的需要,人与人之间也就越缺乏相互亲爱的精神。所以,孟子认为,欲望,尤其是过度的欲望的满足的需要,是导致社会混乱的根本原因。

  而在“爱民”中,孟子所说的是,由一个人来衡量、评定天下的是非是不可以的,因为,个人的看法只能代表个人,不能代表全体人民。而全体人民都是反对以武力夺取天下的。只有使人民安居乐业的意愿,才能代表全体人民的心愿。

  孟子在这里总结了商汤、周文、武王的“仁、智、勇”三种品德,只有“仁、智、勇”三者兼备的人当政才能杜绝匹夫之勇。所以,邦交之道,交友之道,实际上也就是“爱民”之道。用孟子的这些思想来指导我们现代工作,也是很有现实意义的,国与国之间,企业与企业之间,如果用仁爱以大事小,用智慧以小事大,“以笃周祜,以对于天下”,杜绝匹夫之勇,难道不能做强做大吗?!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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