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故事一译文

  皇上亲临南郊祭天、太庙祭祖的典礼,写在典册上的祷祝文字都称“恭荐岁事”。先到景灵宫荐享,称之为“朝献”;然后到太庙行祭,称之为“朝飨”;最后才到南郊祭天。我在编集《南郊式》时,曾参与讨论,每每怀疑这三项典礼的次序:如果以先祀者为尊,则祭天的郊祀不应在祭祖的庙祀之后;如果以后祀者为尊,则景灵宫之祀又不应在太庙之前。考察这种次序的由来,它原是有所因袭的。按唐朝的旧制,凡是祭祀上帝,则对众多神庙都预先派遣使者祭告,只有太清宫、太庙的祭祀,皇帝才亲自参加。所有典册祷祝文字都称:“定于某月某日,到某处行祭,不敢不祷告于神灵。”太清宫、太庙的祭祀称为“奏告”,其余诸神庙称为“祭告”,只有南郊之祀才是按规定进行的正式大典礼。至天宝九载,却又下诏说:“所谓‘告’,本是在上位者对下属谈话的用词。今后太清宫的祭礼应该称为‘朝献’,太庙的祭礼称为‘朝飨’。”自此以后,“奏告”的名目就不用了,太清宫、太庙的典册祝文遂皆与按规定进行的郊祀大礼无别。

  正衙的法座,是由香木制成,再用黄金装饰,四条腿,圆角,它的前部略为凹陷,座面上覆盖着藤织物。每当皇帝出巡,就让一个老太监在马上抱着它,称为“驾头”。皇上车驾后的曲盖称为“筤”,左右两柄扇子夹着筤,总称为“扇筤”。扇和筤都绣有花纹,有的扇筤所绣的花纹还是用金线绣的,这就是古代的“华盖”。

  唐代翰林院在皇宫内,这里是皇帝平日起居之处,浴堂殿、承明殿、金銮殿都在此院附近。所有在翰林院供职的人员,自学士以下,以及各技艺部门的人隶属本院的,都可称为翰林,如现在的翰林医官、翰林待诏之类都是。只有翰林茶酒司,现在只称翰林司,是由于习俗相沿而省称。

  唐朝制度,自宰相以下官员,新任命时都没有皇帝传旨入使就职的礼节,只有学士是传旨就职的。这是由于学士院在皇宫内,除非皇帝派宦官传旨召入,否则就不能入内任职。所以学士院门另设有旁门,也是为了以此门连通皇帝居住的殿庭。学士院又开有北门,是因为该院在浴堂之南,便于出北门应召。现在新任命的学士,由东华门进入,到左承天门下马听命,然后由院中两吏人一前一后引至东上閤门下,这也是用唐代旧制的典故。不过唐代传旨召学士而由东门进入,是因为那时学士院在西掖门内,所以要从翰林院东门赴召,这个东门并非如现在的东华门。至于唐代学士院设置铃索的故事,也因为该院在皇宫内,即使是院中吏人也只在本院正厅的门外活动,则本院森严禁密的程度可知。如今学士院在皇宫之外,与朝廷各机构无异,而也设置铃索,都不过是徒具形式的文饰故事而已。

  学士院玉堂,太宗皇帝曾亲自临视,至今只有学士上任之日才可以坐到大堂的正座上,其他日子都不敢擅自坐上去。按旧例,堂上有起草文件用的台子,学士每起草诏制,即穿戴好官服端坐于台前。现在不再这样做,就只剩一个空台子了。玉堂东面翰林学士承旨的閤子,窗格上有一块被火烧灼过的地方。太宗曾夜间来到玉堂,苏易简为学士,已经睡下而匆忙起床,无烛火照明穿戴官服,随从太宗的宫女就从窗格子里伸进蜡烛给他照明。至今学士院不打算更换这扇被烧灼过的窗子,以为它代表了玉堂的一件盛事。

  东、西头供奉官,原本是唐代从官的名号。自永徽年间以后,皇上常居住在大明宫,在大明宫另外设置从官,称为“东头供奉官”。而西边大内的原有从官也不废除,称为“西头供奉官”。

  唐代制度,中书、门下两省的供奉官东西对立,称作“蛾眉班”。本朝初年,供奉官在百官之前横列。王溥由宰相改任太子太保时,一品班在供奉班的后面,朝廷于是下令供奉班依旧东西对立。庆历年间,贾昌朝担任中丞时,他认为东西班互相作揖不符合礼法,朝廷又下令供奉官横列。现今供奉官在殿外初叙班的时候,东西分立;百官上殿重新排好班次后,供奉官又改为横列;参拜皇帝完毕后,供奉官又重新东西分立;百官分班退出大殿后,供奉官才出殿。这种方式是参用了以前的制度。

  中国的衣冠服饰,自北齐以来,便全用北方少数民族的服制。袖子窄瘦、或红或绿的短上衣,长筒靴,有装饰蹀躞的腰带,这些都是北方少数民族的服装。袖子窄瘦便于驰射,短上衣、长筒靴都便于过草地。北方少数民族喜欢茂盛的草地,经常居处其间,我出使辽国时都曾亲眼看到,即使他们的王庭也在深草之中。我到辽国王庭时,正碰上刚下过雨,此时过草地,衣裤都沾湿了,只有辽人都无沾湿。他们腰带上所缀的蹀躞,大概是为了佩带弓剑、手巾、算袋、刀子和磨石之类东西的。后来虽然去掉了蹀躞,而仍然保存着蹀躞的环。这种环是用来衔着蹀躞的,就像马车上络马股的革带上的套环,也就是现在腰带上的銙。天子的腰带必以十三环作为分节的装饰,唐初武德、贞观年间也还是这样。开元年间以后,虽然因袭了旧的习俗,而腰带变得稍稍宽大起来。但带钩还是在腰带前端穿孔固定的,而本朝添加分等级的挞尾,表示礼制文明的意味就更浓厚了。

  幞头,又叫“四脚”,就是四条带子。两条带子系在脑后下垂;另两条带子由下巴颏下折返,系于头顶上,所以幞头又叫“折上巾”。唐朝制度,只有人主的幞头能用金属线支撑的硬脚。晚唐时,地方镇守官专擅权力,开始僭越本分而用硬脚。本朝的幞头,有叫做直脚、局脚、交脚、朝天、顺风的五种,只有直脚的一种是不论贵贱都通行服用的。又老百姓所戴的头巾,唐人也称之为“四脚”。大抵两条带子系于脑后,两条带子系于下巴颏下,是为了在劳作时幞头不致脱落;若无事时,则都反系于头顶上。今人通行直脚而不复系于下巴颏下,则前面的两条带子都成为无用的设置。

  我刚兼任史馆检讨时,参与讨论枢密院札子所问宣头文件的来历。我考察唐代旧事,中书舍人职掌起草诏诰,都写成四份,其中一份为底本,一份为宣本。这个“宣”本指由宫廷颁行出来,在初并未用作文件的名称。晚唐枢密使自宫廷中领受皇帝旨意,出而交付中书省,即称之为“宣”。中书省承受之后,抄录一份于文件簿,就称之为“宣底”。现在史馆中还保存有《梁宣底》二卷,就像现在的“圣语簿”。后梁初置崇政院,专掌传达皇帝的机密诏命;至后唐庄宗恢复枢密院,使郭崇韬、安重诲为枢密使,枢密院才开始分领军政大权。当时枢密院传达皇帝旨意的文件不经由中书省,而直接颁行于下级部门的,就称为“宣”,如同中书省所颁行的“敕”;至于较小的事体,则由枢密院发头子,中书省拟堂帖。至今枢密院仍用宣及头子。本朝枢密院也用札子,但中书省的札子,宰相的签名画押在上面,名次在后的宰相及参知政事(副宰相)的签名画押依次向下排列;枢密院的札子,则长官的签名画押在下面,副长官的签名画押依次向上排列,以此与中书省的札子相区别。枢密院的头子,只在供给驿马之类的小事情上使用。

  朝廷百官拜见宰相于中书省,凡各部门长官以下的官员,待中书省吏人高喊一声“屈躬”,即小碎步趋前进入。宰相向来者作揖并上茶水,司仪都高唱口号,称为“屈揖”(来者屈身还揖)。有待制以上衔名的高级官员来见,则吏人只传“请某官”,更不行屈揖之礼,而直到会见结束前还不断上茶。会见时,宰相都在座席的南面横向设置百官的座位,来者若为升朝官则坐,若为京官以下官员则站立。皇帝在后殿接见臣僚,凡有待制以上衔名的官员都自报官职姓名并行拜舞之礼;其余众官则但行拜见礼,既不自报官职姓名,也不舞蹈。百官在中书省见宰相礼仪较简,略显得受到尊重,这是表示同为朝廷官员的身份是平等的;在皇帝面前则礼仪较繁,身份略显得低微,这是根据礼制规定而降低等次的做法。

  唐代的旧制,丞郎拜官后,要到笼门答谢。现今三司副使以上的官员拜官,就在子阶上跪拜、舞蹈;这以下的官员拜官后,就在子阶下跪拜,但不舞蹈。这也是沿用唐代笼门谢恩的旧制。

  翰林学士院的第三厅,因为学士閤子的正前面有一棵巨大的槐树,一向号称“槐厅”。旧时相传住过此閤的学士后来多至入为宰相,所以诸学士争槐厅,以致有到任即强行搬出前任者的行李而占据此阁的。我做翰林学士时,曾亲眼看到过这样的事。

  《集贤院记》记载:“开元间的旧制,凡校书官都可称为‘学士’”。现在担任三馆职事者都被称为“学士”,用的还是唐开元间的旧制。

  馆阁校书重新缮写誊清的定本,遇有书写错误的地方,即以雌黄涂抹误字。我曾考察比较改字的方法,用刀刮削擦拭则容易伤纸破损,用纸贴住误字则又容易脱落;用铅粉涂抹则不容易盖住误字,要涂好几遍才能使误字漫灭。只有用雌黄涂抹,则一涂即能漫灭误字,且所涂久不脱落。古人以其与铅粉并称“铅黄”,可见雌黄的使用是久有来历的。

  我在担任鄜延经略使时,新建了一处办事机构,叫做五司厅。延州府的正厅是都督厅,治理延州的事务;五司厅治理鄜延路的军务,有如唐代的节度使等机构。所谓“五司”,指的是经略司、安抚司、总管司、节度司、观察司。唐代制度,凡方镇长官皆带节度使、观察使、处置使的职名。现在节度使的职权多归于总管司,观察使的职权归于安抚司,处置使的职权归于经略司。其中节度、观察两个机构及其所属的幕职支掌官、推官、判官,如今都仅仅治理州事而已。经略司、安抚司不设置副职,是因为地方的军事统领之权不可不专擅。都总管、副总管、钤辖、都监虽共同签署军事文书,却都受经略使的节制。

  银台司兼管门下省的封驳事务,这是给事中的职责,所以银台司应当隶属门下省,然而旧制却隶属枢密院。银台司行文到寺监都采用札子,寺监向它行文则用申状,即使三司向它行文也称“上银台”。银台司的主管不论官品高低,初冬时朝廷都要赏赐他翠毛锦袍。如果任主管的是学士以上的官员,那么就根据他原来的官品进行赏赐。处理公务时如果使用的是枢密院非主要官署的官员,则主管按枢密院的级别发给伙食补助,实际上是枢密院的下属机构。

  前代国家藏书,都隶属于几个地方,这是为了防止因水、火灾害而散亡。现在三馆、秘阁的藏书共有四处,然而都在崇文院中。其间国家图书多被人盗窃,士大夫之家往往可以得到。嘉祐年间,朝廷置编校书籍官八员,以四馆之书互相校雠,并配给书写吏等百余人,将所校之书全部以黄纸缮写装订成大册的书本,从此私家才不敢擅自收藏。不过这次校雠持续了好几年,仅能校完昭文馆一馆的书籍就停止了。

  旧时翰林学士地位清贵亲近,都不兼任其他事务。文馆的职任,自校理以上,都有贴职钱,只有内外两制官不添给。杨大年久为学士,家境清贫,请求外任地方官,其章表达千余言。其中有两联文字说到:“空占着甘泉宫侍从之臣的职位,最终却成为像若敖氏一样的饿鬼;孔子的随从弟子们病饿得不能起,东方朔也渐渐饥饿得要死。”

  京师百官上任之日,只有翰林学士奉旨设宴可以用乐舞,其他官员,即使是宰相,也没有这种礼仪。宴会所用的乐工和歌舞艺人,都由开封府指定招集。陈和叔复为翰林学士,当时他权知开封府事,遂不用歌舞女艺人。学士院奉旨设宴不用女艺人,自和叔开始。

  礼部贡院考试进士之日,在阶前设置香案,主持贡举的官员与参加考试的举人对拜,这也是唐朝旧制。举人所坐的考位,一应物品的供给陈设甚为排场,有关部门还给准备茶水和饮料。至于学究科的考试,则帐幕毡席之类的用品全都撤去,也没有茶水,考生渴了就喝研墨用的水,以致人人都染黑了嘴巴。这并不是要故意与考生为难,而是为了防止有人利用毡幕和送水的人私下传递所考的经义。因为以往曾有这样做而败露的,所以现在要事事为之防备。欧阳文忠曾有诗说:“焚香礼进士,彻幕待经生。”以为对待二者礼数上的轻重如此悬殊,其实这中间自有原因。

  嘉祐年间,贡院奏上进士名册后,尚未殿试,京师已妄传王俊民将为状元。这种传言不知是从哪里来的,人们也不知道王俊民为何人。等到殿试时,王荆公当时为知制诰,与天章阁待制杨乐道二人同为详定官。按以往的制度,殿试举人设初考官先阅试卷,确定合格者的等次;再封弥试卷,送覆考官审核,进一步确定等次;然后才交付详定官,拆封看初考官所定的等次,以与覆考官所定的等次对照,如果二者相同就不再变动,如果不同就再详阅不同者的试卷,或从初考官所定,或从覆考官所定,均不得另外确定等次。其时王荆公以为初考、覆考所定的第一人都不允当,欲从名册上另外取一人为状头;杨乐道坚持旧有的法规,不同意这样做。二人的争议还没有结果,太常少卿朱从道这时为封弥官,闻知此事,就对同掌封弥的人说:“二公何必要力争,我在十天前就已听说王俊民为状元。其事必然是预先定下来的,二公只不过自寻烦恼罢了。”稍后二人各以自己的意见进呈禀奏皇上,而皇上诏令采取荆公的意见。等到发榜,状元果然是王俊民。详定官得以另立进士名次由这次开始,后来遂成为定例。

  选人不能乘马入宫门。天圣年间,以选人担任馆职,始于欧阳修、黄鉴等人,他们都自左掖门下马入馆,当时称他们为“步行学士”。嘉祐年间,在崇文院设置编校局,校官都允许乘马至院门。后来中书五房设置习学公事官,他们也按惯例可以乘马到官署。

  皇上的车驾出行时,队伍的前驱,即古代的清道。其次是卫仗。卫仗,对照阑入宫门法,就是古代的外仗。队伍的中间部分称为禁围,就是殿中仗。《周礼·天官·掌舍》说:“没有宫殿,就让人站立着代表门。”今天这样的人称为“殿门天武官”,从天下挑选八名个子最高的人。皇上到前殿坐朝时,这八个人就持钺站立在紫宸门下;皇上出行的时候,他们就站立在禁卫门下,他们行走在仪仗、马队的前面。还有衡门十人,队长一人,挑选武艺超群的人担任。皇上往后殿听政时,他们执挝东西对立在殿前,这就是古代称为虎贲、人门的人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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